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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对于她的父母而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从来就只有她而已。

这个孩子能给她带来幸福，那么，父母便屋及乌，去她的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不能给她带来幸福甚至会拖累她的话，父母便会讨厌这个孩子，嫌弃这个孩子的存在。

决定将孩子送人的前一夜，她抱着孩子从医院回到家中，有些狼狈的将孩子放在地上，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擦眼泪。

孩子听到了她的哭声，就顺着声音的方向缓慢地向她爬来。

孩子并不知道正前方有一台木制的小方凳，他摇摇晃晃地爬上了凳子，又摇摇晃晃的摔了下来。

小手臂被凳子锋利的边角割伤了，胖胖的小指头渗出了鲜血，可是他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似的，依旧不肯放弃，一路蹒跚爬到了她的腿边，伸出肉乎乎的胳膊抱住她的小腿。

明明什么都不见，可他却偏偏抬起头，像个小大人一样，静静的“”

着她。

他没有哭、没有闹，就那么静静地望着她，像是在安慰她说“我没关系的，我可以的，你要送我去哪里都好，妈妈，你别哭。”

那一瞬间，她蹲下身子抱着地上的孩子放声痛哭了起来。

惭愧、难过和不甘心。

这一刹那，她低头着怀中的孩子，咬下牙关坚定道“妈妈一定会让你重见光明的，妈妈一定会让你过得比别的任何小孩子都要好的，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像现在这样被那些坏孩子欺负了，妈妈会加油，妈妈会努力”

那天过后，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将孩子留在了身边，和丈夫一同照顾。

多次求医后，她找到一个可能能够救助孩子的机会移植，成功的话，孩子应该会恢复视力，但是能坚持多久就是个未知数了。

可是，移植在当时来说是一件极难的事。

即使是如今这个世道，大多数人依旧无法接受器官捐献，更有不少人认为死无全尸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更何况那个年代，人人对器官捐献必回至极，即使一副能救活三四个人，依旧供不应求。

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虽然就职于北川国际中学让她有着高额的薪水，可她的身份始终是白领工薪阶层，在稀缺资源竞争方面毫无优势。

吕博的父母婚后没多久就双双过世了，而自己的父母因为反对留下这个身体充满未知灾难的孩子而和她基本断了关系，两人均在海外工作，完全不关心她如今的生活状况。

于是，走投无路的丈夫曾经提议捐出他自己的给孩子，但是当时就被她拒绝了。

他们才不到30岁，未来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未知性和危险性，如果把就这么给一个命运充满未知性的孩子，等于主动扩大了他们和孩子未来人生危险的可能性。

她发誓她很她的孩子，但是，她的是理智的，没有到以剥夺自己生命去换取一个命运未知的孩子的生命的程度。

能为孩子做出巨大牺牲的父母，哪怕一秒也要用自己的一切为孩子去争取的父母，值得去歌颂他们的伟大；但是，不愿意把生命献给襁褓中的孩子的父母，也没有理由被道德绑架。

她并非不孩子，如果能让孩子重获光明，她愿意最大程度给对方补偿。

但是，以他们夫妻健康为代价去换取一个未知数，这个行为的冒险性太强，如果孩子以后还会罹患其他灾难般的疾病，这个残缺的家庭要何去何从

那时候的他们家已经被砍掉了一只翅膀，未来三个人的人生都会更加艰险。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大概是她这一生最煎熬的时光。

每天下班之后，她总是要去医院一，尤其是下雪天、下雨天和冰雹天的时候，她都会去医院多坐坐，内心卑微点地期盼着有发生车祸的人愿意把捐出来给自己的孩子。

可是，她总是等不到奇迹发生的那一刻。

身为父母无法保护孩子的自责和生而为人对光芒的眷恋，两种深刻的、强烈的人性，每一天都在一起疯狂的碰撞和交织，折磨着她的灵魂。

直到那一天，林安安出现了。

她的出现瞬间给了他们夫妻二人一道光芒，他们再也不用痛苦、不用内疚、不用承受内心的煎熬，但是与此同时，林安安捐献的理由也敲响了他们心中恐怖的警钟

这个家，再一次出现了免疫缺陷导致罹患极症的人。

不过，对于当时的她而言，孩子能够重获光明的欣喜大于一切。

将孩子送上手术台的那一刻，她在内心对天发誓从自己的孩子得到光明的这一天起，她就绝对不要让这个孩子再失去光明，她会把能给他的都给他，让他过上再也不用担心未来的生活。

90年代初，国内对洋文化的喜只增不减，不少家庭觉得孩子如果上不了清北还不如送出国，而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对国内的应试教育则更是一边倒的衰原则。

北川国际中学作为向来走在前沿的学校，当时教师职工和学校的主流思想也是西化严重，普遍认为送孩子出国读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

处于对孩子的愧疚和补偿欲，根本没有经济能力送孩子在欧洲发达国家就读的她觉得林安安发达富裕，既然她有求于自己，不如趁此机会给儿子更好的教育。

当时父亲刚刚过世没多久，向来对自己这个儿子不管不顾的母亲主动提出了要求陪伴儿子在瑞典生活的想法，一方面出于想要缓和与母亲的关系，一方便为了安抚母亲的悲伤，再一方面也是为了孩子出国后有人照料，她也没多想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