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变,兵变。
消息传入总督衙门,洪承畴和俞霄都很淡定。
这种事在宁夏发生,都不值得人为之错愕。
洪承畴早有准备,抬手解了衣带,将团领官袍与官帽撇下,自有仆役将之收好,随即府上官员、胥吏、武弁一道自偏门走小道,朝巡抚标营驻地行去。
为啥朝廷对宁夏军屯不敢多说,就是因为难办。
自从叶淇变法,朝廷官盐被打包卖给两淮商贾,为国家每年从盐商那换来百万两白银,充实了国库收入。
付出代价的是以宁夏为中心的甘肃、延绥、宣府诸边。
只不过这代价来得很缓慢,后来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出在叶淇。
但是在当时,宁夏的商屯在变法之后,依然为诸镇提供了近三十年的口粮来源。
这样缓慢的变化,在当时很难看见有什么联系。
毕竟开中法太成功,它让延绥那样产粮极少的地方,在开中商屯的帮助下,使粮价达到可怕的三四钱一石,镇兵口粮就地低价采买,几乎无需朝廷京运官银。
商屯田地不是一下子就不值钱了,换不来盐引还能卖粮,粮价渐渐高了起来,军费逐步增加,帝国财政在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下日渐糟糕。
等到人们发现不对,田地已经都成民田,衣食所系,动不了。
随之败坏的还有军队,边军开始逃亡,再吸纳新兵,兵额没变,战斗力下降。
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让一部分军官先富起来,剔菁留芜之下,使宁夏产生独特的哗变优势。
它跟其他地方哗变兵变的情况不同。
虽然各镇都有大量世袭武官掌握财富与军队,同样都是相对封闭的阶级小社会,来自上层的刻薄剥削是一样的,但哗变和哗变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延绥等地是守着穷地方挨饿,士兵对朝廷怨怒不大,闹起来就为一口吃的,更多时候,人们知道闹起来也没吃的,干脆就不闹了。
真闹的,更多是因为长官管理不善,士兵便以下克上,给自己的直属长官做掉,然后逃跑。
若长官也是好长官,那边军的选择一般是少走弯路,直接开溜,落草!
辽东则直面锋镝,巨大的军事压力压倒一切,人们唯有上下联结,辽兵固为一体,团结方可存活取胜。
所以辽东的哗变一般是客军,因为客饷高,朝廷总发不上。
宁夏的边军,则是守着富裕地方挨饿受穷,这种环境令他们怒火冲天。
他们就是一筐浸满油甚至都泡烂了的木柴,只要一个火星,这个火星是什么都没关系,他们就是要大闹一场。
拜之乱时,监军梅国桢就曾做过宁夏兵变的分析。
洪武至嘉靖,寇年年进犯,我年年防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克削之苦。
嘉靖至隆庆,和议既成,不修战守。
各军虽有克削之苦,而无操练之劳。
如今则,外修和而内欲兼战,修和则不免仍克削以为媚寇之资,兼战则徒有操练而无首功之望。
不加矜恤而克削之闻,使之治生不给,发身无阶。
无事之时,尚难得其心,用武之日,何以免其怨?
关键词就是怨恨。
宁夏军队的遭遇,让他们对天下就有怨恨,这种怨恨不是具体指向哪个人,而是平等的怨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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